中医往事

小郎中

摘自公众号： 上海采风 上海采风

从我懂事开始，就晓得医生分西医、中医。记得小辰光弄堂口有家私人诊所，是西医，医生是个白面书生，三七开的头发，人清清爽爽，脸上总是笑嘻嘻的。弄堂底也有家私人诊所，是中医。那位老中医人精精瘦，话很少，面孔上不大有表情。不过我生了毛病，还是央求姆妈，“去看中医”，因为看中医可以不打针，尽管中药很苦而且要喝很多。

“药渣倒到马路上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老百姓没有医保，看毛病全部自费，为了省钞票，老百姓看中医的多，因为中草药价钿便宜。实在毛病重了，靠中草药压不下去，才去看西医。记得大人们还有一种说法，看西医毛病好得快，打针吃药吊盐水，常常立竿见影；看中医毛病虽然好得慢，不过能治根。我也勿晓得讲得有没有道理，反正那辰光我们看毛病，跑弄堂底比跑弄堂口来得多。老中医着一件长衫，看病时喜欢捋着山羊胡子，嘴里念念有词。“望（观气色）闻（听声息）问（问症状）切（搭脉搏）”后开方子，开方子用的是毛笔，字写得毕恭毕正；而“三七开”开出来的方子多为外国字，龙飞凤舞，夹杂着外国字母，一点也看不懂。在老中医那里拿到药方，还要到中药店去配。

我家附近有好几家中药店。一踏进店门，就能闻到各种中草药散发出来的气味，夹杂混合在一起，说不出是好闻还是难闻。反正我进中药店，常常要打喷嚏。柜台后高高的货架上，全是一格一格的小抽屉。每个抽屉里放一种药材，分别标着“杜仲”“车前草”“甘草”之类的药名。配药的营业员接过方子，会按着药方，一味一味在各只小抽屉里抓药，忙上忙下。方子上写几帖，柜台上就铺几张牛皮纸。营业员用一杆小秤，仔细地称好药材的份量，分别倒在一张张牛皮纸上。一张方子要配上一二十种药是不稀奇的。抓好了药，营业员还会再逐一核对一遍，正确无误后，才一一包起，四四方方的，用一根细麻绳扎好，拎起，连同药方一并交到顾客手里。整个过程娴熟、飞快。有点匪夷所思的是，好多看上去不是“药”的东西都可以入药，比如甲鱼壳、鸡胗皮、鸭胗皮、乌贼鱼骨头、橘子皮、玉米须、冬瓜籽、柳树叶子……甚至手指甲，中药店里都收购的。写到这里觉得有点可笑，小辰光我每当喝中药，总觉得里面会不会放着砒霜之类的毒物，潘金莲的阴影时不时在眼面前晃动。

自家煎药是桩麻烦的事体，所以一般中药店都有“代客煎药”的服务。你付一点服务费，店里就可以为你煎药，第二天还派专人把煎好的药送到你家里。那些年时常可以看到中药店的师傅，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送煎好的中药。他们的自行车书包架两边挂着的帆布包里装着一只只小号热水瓶，外壳是红颜色的装的是头潽药，绿颜色的是二潽药，分得清清爽爽。再后来不少中草药制成了药片、药丸、胶囊，吃起来方便，也就省去了人们煎药的麻烦。这是后话。

1956年公私合营了，私人诊所开始一家家关门歇业。那位开起药方来全部都是外国字的“三七开”，进了附近的一家联合诊所（后来改称为地段医院），而那位老中医勿晓得去了哪里。有了劳保，有工作的大人看毛病可以不要钞票，小人也有家属劳保，医药费可以报销一半。过去看中医服用中草药价钿便宜的壁垒被打破，看中医看西医，变得“萝卜青菜各人喜爱”了。

家里经常煎中药的人家都晓得，煎过药的砂锅，药气味是散大不掉的，所以不少人家都有一只专门用来煎药的药罐头（上海人常常把经常生病吃药的人引申为“药罐头”）。起先我们家没有专门煎中药的药罐头，因为姆妈一向相信西医（倒不是有了劳保的缘故）。她脾气急，一直认为看中医吃中药，毛病好牵丝攀藤（缓慢）。而爹爹相反，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去看中医（他妹夫是上海滩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师）。姆妈后来转而相信中医，是从一件她亲眼目睹的事体开始的。

话说我家对面一幢楼里有个老病鬼，面色格料司白（苍白），听说已是肺癌晚期。他一日到夜坐在阳台里晒太阳，或闭着眼，或睁着眼发呆。姆妈是买小菜时认得他老婆的。大块头阿姨告诉姆妈，她为了给她老公治病，勿晓得跑了多少大医院，都被告知“他想吃啥就给他吃啥”。她不死心，一直想能找到一种特效药。后来七问八问，找到一位老中医，求得一张土方。对这张奇奇怪怪的方子，中药店里的师傅都不敢配。她说“死马当活马医”，还是千方百计找来方子里的“药”，天天煎，天天喂给老病鬼吃。老病鬼依然天天在阳台里晒太阳，或睁眼或闭眼。姆妈讲，哪一天阳台上看不到那个老病鬼了，说明他已经“翘辫子”（死亡）了。可是老病鬼没有“翘辫子”，他依然天天出现在阳台上。不但天天出现在阳台上，脸色也逐渐不格料司白了。再后来，新村小道上竟能看到他在慢吞吞地散步。大块头阿姨很兴奋，到处讲那张土方的神奇。向她来抄土方的人多了起来，她倒也大方，“抄，尽管抄”“不过吃好吃坏我是不负责的”“反正死马当活马医”……闲话多得九十六（形容多）。有一趟我跟着姆妈去买小菜，碰到大块头阿姨。大块头阿姨对姆妈讲，“中药，神奇，只要有耐心，坚持……”讲这闲话时，她眼眶里眼泪水在打转，姆妈被她深深打动了。

姆妈从小就有胃病，经常胃气痛，痛的辰光面孔也是格料司白。她吃起胃舒平来一把一把的，像在吃赤沙豆。当爹爹知道姆妈准备去看中医，自然很高兴，说：“好好，西医是救急的，侬这种慢性病，看中医好，中医可以断根。”爹爹陪着姆妈去找一位他认识的老中医（印象中怎么中医都是老中医？）这位姓阚的老中医（我头一次晓得《百家姓》里有这样一个姓）开了几十味药，说：“这药必须坚持喝，需要喝很长的日脚。”姆妈急问：“需要喝多少日脚？”阚医生笑笑：“一直喝到毛病好为止。”爹爹到中药店去配药，一配就是几十帖，需要拎只旅行袋去装。我自告奋勇要求负责煎中药。从那以后煎药成为我的一门功课。放学回家，我搬到厨房间里做作业，一边做作业，一边煎药。厨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中药味，虽然难闻，但想到这是给姆妈治病就不觉得什么了。姆妈喝起中药来，面孔哭出乌拉的，肯定很难喝。每天我煎好药后（一般要煎三潽），姆妈关照，“药渣倒到马路上去”。人行道上乱倒垃圾不行，不过倒中药渣，似乎没有人会指责你。那些年有这个风俗，把药渣倒在人行道上，就是希望路人能把患者身上的病痛带走（好像有点自私）。姆妈喝中药，喝了没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太难吃了，也不见有啥作用”，她甚至把包着中药的纸包都扔进了垃圾桶里。爹爹着急我也着急，这时候的我突然嘴巴变甜了，哄起了姆妈，“帮帮忙，儿子辛辛苦苦为侬煎药，烫得手指头也起泡了，儿子这点面子姆妈总要买的。”姆妈这才勉强喝了几天。中药的作用是引导、调动患者的自身治愈能力，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姆妈在爹爹和我的双面夹击下，只好继续皱紧眉头喝。我坚持天天煎药，从夏天煎到冬天，从春天煎到秋天。姆妈天天喝我煎的药，一碗一碗的，这是头潽，这是二潽、三潽。她喝啊喝，勿晓得喝了多少日脚，终于发现自己胃气痛发作的频率减缓了，慢慢的，终于不再发作了。我好开心啊，用现在的话讲是很有“获得感”。当时我的感觉是像在养一盆已经垂头丧气的花，定时定量的浇水、日照、除病虫害，花终于慢慢地舒展开来。我把为姆妈煎药比喻成养花，写成一篇作文。老师批了个“比喻不当”，给了个60分。我却不以为然。我写的是我的真情实感，啥地方“比喻不当”啊？姆妈的老胃病是40岁时治好的，现在她都90高龄了，胃口还是不错，极少出现胃部不适。想到此，我对中医肃然起敬。有时想，如果这张治老胃病的方子还在，多少好啊！

“药酒不是酒”

姆妈的老胃病治好了，她开始相信中医了。不过对西医她依然有点敬畏，经常对我们讲，到西医那里去看毛病，是不能讲已经在中医那里看过了，医生要生气的。呵呵。那些年，上海老百姓喜欢看中医的不少。记得南京路上的群力草药店，天天门口排长队。传说这家店的草药灵得不得了，西医看不好的毛病（比如癌症），吃吃中草药，毛病就好了。虽然传得有点神奇，可大家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要说有些民间流传的土方、偏方还是蛮管用的。我小学里有个李同学脖子上发湿疹，先是一小块红肿，很痒，他老是挠，结果越挠越厉害，湿疹逐渐蔓延开来，脖子上围了一圈。他妈带着他跑了好多医院，打针吃药贴膏药，可这毛病就是治愈不了。同学们都离他远远的，都怕被传上这奇痒无比的湿疹。某天，李同学的妈妈勿晓得从啥地方听到一个土方，用癞蛤蟆的皮敷在湿疹处，说是可以以毒攻毒。那天李同学脖子上贴着癞蛤蟆皮来上课，引得班级里哄堂大笑。不过一个礼拜以后，脖子上的红肿处竟然慢慢消退下去，半个月以后就留下一片黑褐色的痂，一个月后，痊愈。神奇！

记得小辰光，到了端午吃粽子辰光，大人就会从街上买了香囊挂在我们小囡的头颈上，香囊的形状有鸡心的、粽子的、葫芦的、蝴蝶的，等等，各色各样。惊蛰过后，气候转暖，蛇虫百脚都醒转来了。古人发现饮雄黄酒、佩戴香包能驱邪解毒，自有它的道理。在春季传染病开始抬头的辰光，大人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健康，用中药制成香袋挂在小囡的衣襟和肩衣上。“带着香包袋，不怕五虫带”，中药香囊源自中医里的“衣冠疗法”。佩戴香囊，虽是一种民俗，但也是一种预防瘟疫的方法。香囊常用的是具有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比如芳香化浊驱瘟的苍术、山奈、白芷、菖蒲、川芎、香附、辛夷等中药，都有较强的挥发性物质。大人们都会在自家房门口插上一把艾草。艾草路边小摊上有卖的。家长还会在我们小囡额角头上，用雄黄写上一个大大的“王”字，像是老虎，希望不会受到蛇虫百脚的伤害。大人则要喝点雄黄酒。雄黄是一种矿石，有解毒杀虫，燥湿祛痰等功效，中药店里有买的。后来我知道，其实雄黄里含有砷（即砒霜！）的成分，雄黄酒喝多了，不得了。我突然想到《白蛇传》中白娘娘误喝雄黄酒显原形的情节。

讲到端午节喝雄黄酒，我又想到爹爹经常讲的一句话，“药酒不是酒”。爹爹从来不吃香烟，不过蛮欢喜喝老酒的。他喝酒总是背着姆妈，因为姆妈不许他喝，说，喝老酒伤身体，喝醉了酒发酒疯，像啥个腔调！我有辰光跟着爹爹出去“应酬”，发觉爹爹的酒量还真不错。当然这样的“应酬”机会不多，爹爹为了能经常咪上两口，某一日买了瓶“虎骨酒”回来，说是喝虎骨酒可治腰酸背痛，并且说虎骨酒是药酒，里面不但有老虎骨头，而且还有好多中草药，“晓得伐？药酒不是酒。”姆妈闷脱，她也晓得用酒泡制的中药不少，“好吧，少喝点。”后来虎骨酒不可以卖了，爹爹会买来地黄石斛药酒、首乌归地药酒、五味子药酒、天麻杜仲药酒……名目繁多。姆妈眼睛里看到的是“药”，爹爹聚焦的是“酒”，两人便相安无事。从此以后爹爹在家里可以明份账（名正言顺）“喝酒”了。

爹爹是位对中医颇有兴趣的人，平时也喜欢看一些中医书，嘴里经常冒出“莫吃空心茶，少食中夜饭”“多吃五谷杂粮，胜服人参鹿茸”“手指常动，百脉皆通”之类的中医格言。姆妈不要爹爹烧菜，因为他烧起菜来，总欢喜在菜里面放些当归、黄芪、甘草、陈皮之类的中药材，“纯真的味道都被这些东西破坏掉了”（姆妈语）。爹爹有个笔记本，专门记录着各式各样的方子，有的是从书上抄下来的，有的是听人家讲的。记得有一趟班主任黎老师来我家家访，黎老师讲起话来声音嘶哑（我们学生仔背后都叫他“沙喉咙老师”）。当爹爹知道黎老师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时，立刻给他抄了一张方子，并且逐一告诉他方子上桔梗、胖大海、玉蝴蝶、地黄、鱼腥草各自的药用功效，告诉他如何如何煎服，说得头头是道。黎老师连连点头，看上去爹爹成了他的老师。果然几个礼拜之后，黎老师的喉咙不再“沙”了。我兴冲冲地告诉爹爹，爹爹很高兴，颇有成就感，说是“啥个辰光去看看你们老师”。

每当过了黄梅到了大暑，像上海各家各户人家的习惯一样，姆妈总要把放在大橱、樟木箱里的衣裳统统翻出来晒。这个辰光，爹爹也开始把他收藏的各种中药材一一翻出来，黄芪、甘草、五味子、车前子、柴胡、鱼腥草……铺了一地，像是开了中药铺。爹爹除了喝些药酒之外，平时喝茶不大放茶叶，倒是喜欢放各式各样的中草药，喝起来味道怪怪的，我们都不喜欢喝。

“像打了鸡血一样”

给姆妈治好胃病的那位阚医生有个女儿叫玲玲，比我大二三岁。我那时喜欢看《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她却在像模像样地看《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神农本草》。我翻了翻那些厚厚的古代医药书，很快对其中的中药名感起了兴趣。那时我正在学习写诗，我发现不少中药名颇有诗意，比如：素问、芍药、景天、雪见、决明、女贞、半夏、龙葵、紫萱、葳蕤、桔梗、麦冬、白莲、白薇、玉竹、忍冬、藿香……还有，藏红花、蒲公英、仙三里、紫河车……啊呀呀，太多了。我掏出纸和笔，把中药书里那些好听的药名，一一抄下（只是为写诗派用场）。

后来“文革”来了，阚医生的诊所变成了街道“赤脚医生卫生站”。卫生站里不见了阚医生，却活跃着玲玲姐的身影。玲玲姐看起病来也是跟她爹一样，搭搭脉，看看舌苔（我发现她从来不用听诊器）。然后滔滔不绝地数落起病人的病情来，还不容你开口，便模仿起《沙家浜》里那位郎中有腔有调的念白，“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引来周围病人的一片笑声。玲玲姐常常会开一些药店里买不到的“偏方”。比如，你喉咙肿牙齿疼，她除了给你开胖大海、玉蝴蝶，还会教你找来一颗大蒜，洗干净，切成片，然后敷在痛处，天天坚持，除了吃饭时不敷。持续数日，果然炎症消失，喉咙不肿牙齿不疼了。

记得那些年勿晓得啥地方传来了一种“鸡血疗法”，就是从公鸡（最好是童子鸡）翅膀下的血管内，抽取鸡血来，然后注射到人身上，每周一次。据说这种疗法可以“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还能治愈包括心脏病、老花眼、脱发等几十种疑难杂症。有一种传说是一个“文革”中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为了保命提供的“秘方”，并且蒋介石也靠这鸡血疗法续命。这种连军衔和军职都对不上号的谣言虽然荒唐，却让鸡血疗法蒙上了一层“上流社会秘闻”的神秘色彩。其实鸡血注入人的肌肉组织，由于是异种蛋白，会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排异和过敏反应，因此会表现出皮肤潮红、心率加快等，的确给人一种“大补”的感觉。新村里经常看到卖小公鸡的小贩来来往往，生意火爆。人们买下小公鸡，就急急忙忙地抽鸡血，又急急忙忙地给病人注射。但见抽完血的小公鸡掼头掼脑，立也立不稳，作孽。鸡血疗法流行了一阵自生自灭了，不过给“过来人”的印象颇深，以至到现在还能偶尔听到“像打了鸡血一样”的话语。

记得鸡血疗法之后老百姓中间又流行过其他一些对付疾病的土办法，啥个卤碱疗法、红茶菌疗法、醋蛋疗法、饮水疗法……名目繁多，不过都很短命。

那辰光还风行过一种“针刺疗法”，曾经有部小戏叫《无影灯下颂银针》，不打麻药，用针刺麻醉就上手术台，要是手术动到一半，人醒了哪能办？覅吓煞人的啊！玲玲姐看了陈冲主演的电影《青春》，对针灸痴迷得不得了。《青春》讲述一个聋哑了13年的农民女儿亚妹，经过解放军医疗队的针刺疗法，恢复听觉开口说话的故事。那时大街小巷里能经常听到影片里的插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啊——”，音域特高且带着花腔的女高音（我头一趟听到“花腔女高音”的术语）。玲玲姐一直想用针灸治好13号里的哑子。她好声好气地跟我商量，让我先给她当试验品，找找针灸的感觉。唉——我叹了口气说，你随便扎吧。心里嘀咕，谁让她是我的好朋友呀！玲玲姐就凭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对着上面的穴位图，在我的脑袋上寻找耳门穴、听宫穴、翳风穴、颊车穴……在上面试着扎针，还不断地问我的感觉，疼不疼？酸不酸？麻不麻？酸发麻是对的，说明是扎到了穴位。除了太阳穴（从小姆妈就讲过太阳穴轻易碰不得，被人家一拳头打在太阳穴就会被打死的），其他穴位我都大大方方地让她作试验。

经过一番试验，玲玲姐费了好多口舌，征得13号哑子妈的同意，开始在哑子身上扎针。哑子常常被玲玲姐扎得“呀呀”直叫唤，可除了和往常一样喉咙里依旧只能发出“呀呀”的单音节之外，连一点变化的苗头也没有。终于，哑子妈受不了哑子的痛苦，她已对“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失去了信心，她硬拽着哑子走了，再也不愿继续当“试验品”了。玲玲姐一直在这一波波“流行病”中孜孜不倦地“探究”，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后，她考上了中医学院，才与卫生站“拜拜”。听说她现在已是一位有点名气的老中医了，真可谓子承父业。

如今，书店里各种医学养生书非常热销，电视台收视率排在前头的也常常是养生类节目。到了冬天吃膏方的日脚，中药店里更是人头济济，老中医坐堂。啥个药食同源，啥个食物的热性、凉性，啥个跟啥个相克……好像人人都是养生专家。

星移斗转，那些年看中医的往事，我仍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