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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30 18: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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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不怕火炼
毛泽东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勋,结果却蒙受了如此巨大的冤屈,被几个到苏联留过学的,20多岁的小娃娃给直接一撸到底。
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你会因此愤怒,因此对党失望,因此怀恨在心么?
普通人也许什么想法都会有,但毛泽东选择了无条件接受党的一切命令。
被一撸到底,我就看书、学习,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贡献,绝不消极沉沦。
周恩来回忆说:
在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后,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没有多久,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但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
当时许多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了,但他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参加他就一定出席,去了就在会议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听。
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后,王明博古等人终于可以毫无阻碍的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按苏联红军的形态去改造中央红军了。
然后,中央红军在王明博古等人的领导下,寸土不让,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大搞“短促突击”,和国民党军正面对轰。
结果一败再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只剩余86000余人,关键战略位置几乎都被国民党军占据,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12月3日,红军渡过湘江,突破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极为惨重,仅剩余3万人,濒临全军覆灭。
毛泽东在领导岗位的时候,屡战屡胜,越打越强,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后,就吃了如此之大的败仗。
谁对谁错已经很明显了,要不要立刻把毛泽东请回来主持大局?
当然没人去请。
机会,从来只留给努力的人。
从被闲置的那一天开始,毛泽东就从来都没有消极懈怠过,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持之以恒的宣传自己的思想,在任何场合,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去宣传。
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
毛主席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讲,又教育又说服。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
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人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
后来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方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认识意见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
在代价极其惨重的连续失败面前,原本支持左倾冒险路线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和博古、李德产生了严重分歧。
生病的毛泽东和负伤的王稼祥在担架上聊天,然后又上门做张闻天的思想工作,探讨如何才能让红军更好的走向胜利。
反复多次后,毛泽东争取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理解和支持。
而这样的聊天,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把能聊的人都聊了,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
对自己思想的不懈宣传,这样的事毛泽东已经做了三年多,一直没有任何效果。
但这一次,毛泽东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由于条件极端困难,此时中央红军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远在苏联的王明无法对中央遥控指挥。
得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后,毛泽东在1934年12月12日参加了通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部队必须向西,进入贵州,并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4年12月18日召开了黎平会议,改变了博古制定的挺进湘西北计划,按毛泽东的意见,改向黔北进军,准备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为红军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1日召开了猴场会议,否定了李德个人包办军事指挥权的情况,重申“建立川黔边区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这三个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17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召开了,用三天时间,集体大辩论,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和指挥没关系。
周恩来认为自己对失败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并批评博古和李德。
毛泽东做长篇发言,系统性的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
王稼祥的发言除批判博古和李德外,还建议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把红军交给毛泽东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
张闻天对王稼祥的意见表示支持。
刘伯承说:
“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朱德说:
“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的发言也都很激烈,大家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非常不满。
在会议上,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博古、李德共同组成中央“三人团”的周恩来,最后也表态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中国革命避免了失败的命运,越过转折点,开始走上了辉煌的征程。
你是不是认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在遵义会议拿到指挥权后,所有人都无条件的服从毛泽东的指令,毛泽东就可以一心一意的和蒋介石做斗争了?
当然不是。
1935年3月10日,遵义会议召开仅仅两个月之后,军委开会,对林彪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进行讨论,召开了苟坝会议。
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能攻占,那么对红军西进极为有利,而且看起来守军也不多。
在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进攻打鼓新场,代价不大,好处多多。
但毛泽东却认为打鼓新场位置重要,周围有蒋介石多股部队,红军进攻此处有被包围的可能性,几份被破译的电报也表明黔军、滇军有向打鼓新场附近移动的征兆,红军不应该冒险。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证据也都展示了,但大家都表示毛泽东多虑了。
最后举手表决,包括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在内的20多个人都支持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投票结果是完全的碾压局。
毛泽东急了,他认为此事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自己绝不能退。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凯丰当场顶了回去:“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
最后,会议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同时免去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最后决定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回忆说: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行,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了我那里,叫我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经过一晚上的商量,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
3月11日,苟坝会议继续召开,周恩来和朱德在会议上赞同毛泽东的看法,讲形势,力陈利弊,最后其他人也从善如流,接受了这一观点。
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并决定以朱德的名义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就在这份指令发出去的同时,仅仅几个小时后,我军就侦察到滇军孙渡部已经向打鼓新场进发,而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围绕打鼓新场进行运动,以8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形成了对打鼓新场的合围战略姿态。
这份情报传回红军总部后,所有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稍有不慎,红军就会重演湘江战役的惨烈。
蒋介石布下的这个陷阱,参会的20多个领导人都没看出来,其中甚至包括朱德和周恩来,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强烈反对。
毛泽东手上的那一盏昏黄的马灯,在暮色中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这件事引发了毛泽东的思索,军事决议民主制是为了防止博古李德对军事的专制错误指挥而设定的,但目前看来好像并不正确。
于是,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
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
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
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并得到了一致通过,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实际由毛泽东进行指挥。
至此,毛泽东正式获得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统帅地位得以确立,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的蒙冤中被严重打击三次的毛泽东,终于证明了自己思想的正确性,还团结了能团结的所有人,最终让全党接受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心胸有多大,团结能力有多强?
在1931年,王明和博古夺走了毛泽东的军权,近乎于把毛泽东一撸到底。
后来王明去了苏联,国内事务由博古实际指挥,从各种途径压制毛泽东。
毛泽东最终证明自己的正确后,是不是应该搬掉博古这个绊脚石?
并不是,毛泽东和博古、李德等人成为了好朋友,尽一切努力去团结他们。
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谈话中提到:
“遵义会议时,有人劝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不行,那样的话,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就会弄僵的。我们在共产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让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抛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在长征末期,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博古、李德、凯丰这些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人,都坚定的站在毛泽东这一边。
毛泽东下令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张国焘前敌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追过来,用枪指向毛泽东时,李德从后面抱住李特,保护毛泽东。
这是一张在延安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三人的合影,可以看出三个人关系非常之好。
图片
1937年,王明回国,坐飞机从苏联抵达延安,又犯了右倾主义错误,否认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红军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动把红军置于国民党军的指挥之下,放弃党的领导权。
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把长江局搞成了中央第二政治局,一段时间内甚至导致毛泽东“指示出不了延安窑洞”。
但毛泽东依然持忍耐态度,和王明斗争力求做到斗而不破,不撕破脸皮,给予了王明足够的尊重,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毛泽东的指挥权和影响力,从来就不是谁授予的,而是完全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获得的。
冤屈和不理解,乃至于长期被冤屈和不理解,这在毛泽东眼里并不算什么。
1942年4月9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在遭到政委饶漱石排挤打击时,毛泽东写信给陈毅: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遇到事情,多想自己缺点,多从大局思考,在不妨碍大的原则下,多原谅别人,并在忍耐和等待中磨练、提高自己。
这样的人,才能成大事。
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够强,够聪明,就一定可以成事。
但实际上哪怕强如毛主席,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被自己视为战友的人对自己各种反对和不理解,长期的被打压被闲置,这样的事毛主席当年遭遇了八年以上。
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人的选择是怨天尤人,埋怨自己遭受的不公正,从此一蹶不振,个别人甚至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有人的选择是对同志们说:
“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不同的选择,最终带来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最终带领我们走到了国庆节这一天的,是毛主席这样的人。
你或许很强,但肯定强不过毛主席。
如果你自认能力不如毛主席,那你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就更要虚怀若谷,更要在忍耐中磨练自己。
否则,你不可能取得人生的成功。
看党史,不能只看辉煌和成功的那一面,其他的部分你也要看看。
因为只有在逆境中,我们才能见到一个人真正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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