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中医人

一、汉唐之际的经验医学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时的大约十五种古医书可知：当时中医还处于零散的经验积累状态。西汉统一、稳定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中医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狱”，有力地打击了巫医的嚣张气焰，在西汉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中医的经验医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侍医李国柱在校方技时，将医书分为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可见已经出现多家争鸣的氛围了。其中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之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用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增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用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增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魏晋时，王叔和著《脉经》、皇甫谧撰次《针灸甲乙经》，参考的书籍却是《针经》《素问》及《难经》，于是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推测《针经》与《素问》就是西汉时的《黄帝内经》，唐·王冰也附和其说；但书中的“天人相应”、“人副天数”与阴阳五行思想与刘向、刘歆父子在《方技略》中对医经家的定义有明显的差别，而且也与后世医者普遍认为《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论文集不符。其实，只要学习一下中国哲学史，将我国阴阳五行思想产生的渊源与时限搞清楚，就不难发现：《素问》《针经》已经不是西汉时的《黄帝内经》，而是东汉医经家在班固编撰的《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与解释世界的一种思想律和思维定式后，以东汉前期及西汉医经七家的医学知识为基础，又广泛搜采了先秦及后来与天人有关的天文、地理、物候、社会、哲学等方面的文章，用岐黄对话的策问体形式，重新汇编为三维一体的三本书籍了。他们“以天喻人”，将四时五行与人体五藏类比，以人体解剖时肉眼可见的生理功能，加上四时五行的物理属性作为五藏的功能，组成一个五藏相生相克的藏象系统；又将十一经脉与大地上的河流类比，将十一经脉演化为十二经脉，推想出一个人体五藏六腑与十二经脉环道相连的气血循环的人体生理结构模型，即 “脏腑经络学说”；为针灸时避开五脏六腑、循经取穴以及生理学上的解释提供了支持。东汉中后期，张仲景师式西汉经方十一家中的《伊尹汤液经法》，在《汤液经法》定性的六合分类辨用方证的基础上，原创了具有量化意义的阴阳三部六病分类辨用方证体系，为人们在不知道人体解剖生理的情况下，根据病人症状与体征，正确应用经验方证制定了一套操作规范。

在中医的发展史上，西汉是中医经验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东汉则是中医理论的形成时期。岐黄之术为针灸治疗疾病时，避开五脏六腑、循经取穴以及生理学上的解释提供了依据；而张仲景的阴阳三部六病理论体系，为后人正确应用经验方证制定了一套操作规范；这是传统中医，即使现在也是指导中医针灸与中医药学的最原始、最实用的两个理论体系了！

在两晋、南北朝时由于战乱不断，中医针灸的发展并非理想。唐初时，甄权曾经进行过一次修订；孙思邈在著《千金方》时，就是以甄权修订过的内容为准，此后中医针灸经宋金、元明清一直稳步发展至今。而中医药却恰恰相反，因为当时释道交融，辟谷修炼之风盛行，中药学反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神农本草经》到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再到唐《新修本草》，至宋时中药的品种逐渐增多；而且还涌现出了不少经方家，如葛洪、阮河南、张苗、支法存、范汪、陶弘景、陈延之、谢士泰、姚僧垣、甄权、孙思邈、王焘等等；但比较而言，汉魏时期的经方药味较少，方证对应比较严谨，尤其是《汤液经法》与《伤寒论》中的方证，辨六病实际上也辨别了病人的体质，然后方证对应、用药证加减，临床疗效非常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时的经方，药味较多、有药味堆砌的现象，方证叙述也宽泛简单，而且出现了大病小治、小病大治等问题，所以一般人不易应用。